档案
日志
相册
视频
分享
2007-11-12 | 2007-11-12 | 《士兵突击》导演康洪雷做客凤凰非常道(转贴3）
一月读书44本—“成功没有捷径 刺激和羞辱让人成长”
何东：我就问你，在电视台肯定挨骂？
康洪雷：非常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羞辱我的人跟我现在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何东：你不往心里走这些事。
康洪雷：非常走，当时，我记得当时我做片子，在技术处一个主任，现在很好，他说你们都哪儿的，电视台成自由市场了，什么人都进技术处，走走走走走，让你们电视台那个啥专业职工过来。你想想，你要做片子，人家挡在门口，那个辱不是一般的，那真是对你奇耻大辱。怎么办呢？你爱这个工作，你要想走进这个电视台，你又不愿意求人，又不舍得给人拿钱，你就要受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后来我想，它对我是一个前行非常好的动力。
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考上了编辑证，那叫持证上岗，我用一个礼拜就考上那个，毕业了。就编辑，模拟机编辑的培训班，一礼拜我就毕业了。我就把证挎上了。然后我就去做片子了。如果这个主任不骂我，我绝对不去考去，绝不考。我从那以后就一下明白了，模拟机的编辑是这样的，我就可以自己亲自上手去编东西了。
后来有一次我坐在车上，我说真的感谢你，他说你别说了，说得真羞得我，我说真的感谢你，当时对我是奇耻大辱，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非常感谢，你让我干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前进路上的推动者，我真的感谢你，我一点不恨，我真的一点这意思都没有。咱们历史让大家看，肯定不会的。绝对不会。我就考上这个了。
然后后来有的时候就出差，后来我就当了副导演了，工作努力嘛，积极肯干，又是做演员出身，又活泼，人说这孙子，一天到晚也没什么钱，干这么快乐，哪儿来的精神，他们好多人这样，你干什么。我说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事干着带劲，你说在这里面，还能出差，玩。然后我就干了副导演，就跟我师傅王新民拍了很多戏，他喜欢做古装戏，清朝戏。然后我就做副导演，我就去给他找演员，到全国各地去找。
有一次我在上海，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人我到现在知道他名字，可能在北京人艺还是在哪儿，现在我见不着她了。见着我一定感谢她。她也是上戏的导演系的学生。当时我就找演员来聊天，我就谈我的导演理念。后来她特别一针见血地说，你当不了导演，我说为什么，她说你肯定当不了导演，因为你这是典型的点性思维和块状思维，她说做导演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整体思维的，你做演员非常合适，你作为一个演员的小组长也合适，但你当不了导演，你肯定的。
这句话对我特别刺激，特别刺激，我说我一直立志，从85年要想做导演，这么多年了，我修炼得还不够吗？她说你不行。好，于是我就开始，大量在看，什么叫整体思维，导演究竟应该怎么样，苏联的，美国的，关于导演方面的书，我真没少读，也没少看，然后再看影片，我真的不敢再看热闹，强迫自己看问题，看门道。
何东：把感性的一块去掉。
康洪雷：把那种特别特别每天当热闹去看的去掉。我那时候有一个观点，他们一天到晚分析影片什么，影片就是好看不好看，你高兴看就看，不高兴就不看。从那天以后我明白，你做导演，你首先要弄清楚，怎么才能好看，怎么才能造成不好看。
这个时候是在94年还是95年，这个事。然后就上摄制组，当副导演，努力工作，群众场面，方方面面。后来我们也是在一块儿聊天，我们美术师杜长顺，现在是我最好的老哥们，他说雷子，你这个人聪明，这我能看出来，但是你就是没文化。你一本书都不读，你说你要当导演，你连书都不读，你当个屁导演。你文化都没有，你让人看什么？你看什么？就看你那点架子？你得有文化，你得读书啊，不管什么书你要读，我说读书是不是好，读书非常管用，你只要上量，上量就行。我就特别听他的话，我曾经一个月读了44本书，我一点不夸张。
何东：一天一本多？
康洪雷：一个月44本，我全看完了。因为我记不住书名，但是我到今天就发现，那个东西就真的像一个，你大脑像一个海绵，白色的海绵，呜呜呜全往里装，就像和尚拿棒子敲你，咚咚咚，哦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我不感谢杜长顺吗？我不感谢吗？我跟他儿子说，我说我走到今天，你爸爸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他说真的？我说就是。我读书到今天，我只要有一天不读书，我真是慌，就慌得我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人家说，康洪雷走到今天，他们开玩笑呢，说鲁迅是把喝咖啡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了，看人家康洪雷，是把射精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了。就开玩笑。我到现在一直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读书习惯。我就发现读书真是很好。
何东：而且杂，读书很杂？
康洪雷：我到现在就不读专业书，我就读这些，你看我读心理学，读神经病学，我看一些跟我这个没关系的书，我觉得那种旁门外道对你的刺激是非常漂亮，对你的工作是非常好，你似乎开了一扇别人没开的门。其实我有这种欣喜，你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看一个剧本，你突然发现，还有这样的。还能这样来给大家讲。
所以我觉得，读一些杂书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年龄，现在正是读书，理解力最好的时候。天天跟我们剧组人讲，读点书，哪怕你蹲马桶上，你那儿放一本，你只要上量，你别想拿这本书干什么，你就像吃饭一样，人就怕上量，这是杜长顺跟我说的，我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发现真是很好。
有人说，有的时候你对社会的问题，或者什么的，还有文学性什么的，我说我得益于读书。读书的前头我得益于杜长顺。然后我的师傅王新民，他对历史的熟知，让你惊叹不已。他每次拍完戏，就坐车，从南方回来，他一路跟你讲，这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皇帝是干什么的，怎么怎么回事，讲得我那样受益。讲法门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什么，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讲给你听。所以我老是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他。
然后我就认识了我第二个师傅，张绍林，《水浒传》，在这之前，我跟他拍了两个，《沟里人》，周拉奴的小戏，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拍戏到流泪，就对农民，对底层社会如此的悲悯和关心。他自己又是摄影师，在拍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因为那时候我确实看得不多——导演在流泪，在拍一些很底层的故事。而且他那种技法是没有技法的技法。
张绍林给我一个什么教育，他说你看，我也没上过学，所以你记住，做这行，你要动手，要写，你不写不行，你不能光读完书跟人侃不行，要动手写。他说你看我，我没事就电脑上瞎写，能写那么长，不是给谁看，就是你每天，一是活动你手指，活动你脑子，然后你对这个事情，你把它从理论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又明白了，于是逼着我自己开始写，写。一个人告诉你了，开始写。于是我就有了导演阐述，每次拍完戏有了体会，有了总结。我发现特别好，这个总结。好的，不好的，你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人际层面的，全有了，对你下回干事特别有帮助。
再往后认识了陈家林，我跟陈家林干了一年，我突然明白一个，什么叫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要把戏做成。男人就要男人的样，女人就要女人的样，什么叫波澜壮阔的大气之后，要用具化的东西来表达，什么叫熟练。陈导告诉我，一集十二场来放这，八集十二场来放这儿，九集二十一场第四镜放这儿，他自己全布置了。我就说这个老家伙这么娴熟啊，脑子好使，然后那种组织性，那种东西，他给我这样的一种，在现场你要身先士卒，你要想清楚，你不能到现场来想，等会儿，你们等一会儿，我跟摄影师在那儿分镜头，我想想镜头怎么的，没有。所以我现在到现场，我只要到现场，五分钟内必须开机，我功课昨天晚上做完了，机位，主机位，光位这么布，车位放那儿，我们这么拍，这么拍，全体就动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拍戏，从来都是我等所有人，就这些人给我的这些提示。
再后来认识了黄健中，黄健中导演，《笑傲江湖》，来，康洪雷，十集剧本，分选，我说我哪会分镜头，我当时还不会呢，老师叫我分，去分去。哎哟我说黄导让我分镜头，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分镜头，他就跟我讲了，什么叫分镜头，于是我就有了十集的分镜头剧本，这对我太重要了，对我做导演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到哪儿都说，黄健中导演教会我怎么分镜头。所以我到现在都在分镜头，人家说你疯了，中国已经没有了，我说艺术是有规律的，黄健中导演他分镜头，我就分镜头。现在我又带出一个徒弟，他也分镜头，这是一种艺术规律，因为这么多前辈，他已经衡量了又衡量，做出的东西，你凭什么打破。而且它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分镜头是你看完镜，看完戏，看完剧本以后在你的脑子里，用分镜头的方式又拍了一遍，你写完的。那么到现场以后，它离实质又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是具体具体再具体，你不要谈概念，就是具体化。概念一定在拍摄前的事情，进入拍摄就是具体化。
那么怎么叫具体，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东西，所以我到今天，保持着分镜头的这个习惯。他可不像电影，最多一千六百个镜头，我要分到八万、九万、十万个镜头，必须分。准确不准确单说，起码你在你脑子里，整个把这个剧本在脑子里拍了一遍。你能跑片子吗？你能在这个分镜头当中不修正自己吗？那么在文学本的一些台词，包括人物关系的一些维调，你能不调吗？都是好事。所以这几个师傅，王新民、陈家林、张绍林和黄健中，真的给我带来受益匪浅的东西。
何东：但是我也去过另一些电视剧组，真对付啊，我一个外人我都看不过去了。那么后面的做法我就知道了，他剪出来以后，大家就知道，有些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康洪雷：那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所以说，我走到今天以后，我觉得这一步一步的事就跟你说的似的，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它一定是一步一步而来。所以别人说，康洪雷真是厚积薄发，我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我自己知道自己是这么一回事，我真是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今天终于相信一句话，一切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你有准备了。
康洪雷：一个月44本，我全看完了。因为我记不住书名，但是我到今天就发现，那个东西就真的像一个，你大脑像一个海绵，白色的海绵，呜呜呜全往里装，就像和尚拿棒子敲你，咚咚咚，哦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我不感谢杜长顺吗？我不感谢吗？我跟他儿子说，我说我走到今天，你爸爸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他说真的？我说就是。我读书到今天，我只要有一天不读书，我真是慌，就慌得我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人家说，康洪雷走到今天，他们开玩笑呢，说鲁迅是把喝咖啡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了，看人家康洪雷，是把射精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了。就开玩笑。我到现在一直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读书习惯。我就发现读书真是很好。
何东：而且杂，读书很杂？
康洪雷：我到现在就不读专业书，我就读这些，你看我读心理学，读神经病学，我看一些跟我这个没关系的书，我觉得那种旁门外道对你的刺激是非常漂亮，对你的工作是非常好，你似乎开了一扇别人没开的门。其实我有这种欣喜，你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看一个剧本，你突然发现，还有这样的。还能这样来给大家讲。
所以我觉得，读一些杂书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年龄，现在正是读书，理解力最好的时候。天天跟我们剧组人讲，读点书，哪怕你蹲马桶上，你那儿放一本，你只要上量，你别想拿这本书干什么，你就像吃饭一样，人就怕上量，这是杜长顺跟我说的，我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发现真是很好。
有人说，有的时候你对社会的问题，或者什么的，还有文学性什么的，我说我得益于读书。读书的前头我得益于杜长顺。然后我的师傅王新民，他对历史的熟知，让你惊叹不已。他每次拍完戏，就坐车，从南方回来，他一路跟你讲，这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皇帝是干什么的，怎么怎么回事，讲得我那样受益。讲法门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什么，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讲给你听。所以我老是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他。
然后我就认识了我第二个师傅，张绍林，《水浒传》，在这之前，我跟他拍了两个，《沟里人》，周拉奴的小戏，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拍戏到流泪，就对农民，对底层社会如此的悲悯和关心。他自己又是摄影师，在拍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因为那时候我确实看得不多——导演在流泪，在拍一些很底层的故事。而且他那种技法是没有技法的技法。
张绍林给我一个什么教育，他说你看，我也没上过学，所以你记住，做这行，你要动手，要写，你不写不行，你不能光读完书跟人侃不行，要动手写。他说你看我，我没事就电脑上瞎写，能写那么长，不是给谁看，就是你每天，一是活动你手指，活动你脑子，然后你对这个事情，你把它从理论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又明白了，于是逼着我自己开始写，写。一个人告诉你了，开始写。于是我就有了导演阐述，每次拍完戏有了体会，有了总结。我发现特别好，这个总结。好的，不好的，你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人际层面的，全有了，对你下回干事特别有帮助。
再往后认识了陈家林，我跟陈家林干了一年，我突然明白一个，什么叫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要把戏做成。男人就要男人的样，女人就要女人的样，什么叫波澜壮阔的大气之后，要用具化的东西来表达，什么叫熟练。陈导告诉我，一集十二场来放这，八集十二场来放这儿，九集二十一场第四镜放这儿，他自己全布置了。我就说这个老家伙这么娴熟啊，脑子好使，然后那种组织性，那种东西，他给我这样的一种，在现场你要身先士卒，你要想清楚，你不能到现场来想，等会儿，你们等一会儿，我跟摄影师在那儿分镜头，我想想镜头怎么的，没有。所以我现在到现场，我只要到现场，五分钟内必须开机，我功课昨天晚上做完了，机位，主机位，光位这么布，车位放那儿，我们这么拍，这么拍，全体就动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拍戏，从来都是我等所有人，就这些人给我的这些提示。
再后来认识了黄健中，黄健中导演，《笑傲江湖》，来，康洪雷，十集剧本，分选，我说我哪会分镜头，我当时还不会呢，老师叫我分，去分去。哎哟我说黄导让我分镜头，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分镜头，他就跟我讲了，什么叫分镜头，于是我就有了十集的分镜头剧本，这对我太重要了，对我做导演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到哪儿都说，黄健中导演教会我怎么分镜头。所以我到现在都在分镜头，人家说你疯了，中国已经没有了，我说艺术是有规律的，黄健中导演他分镜头，我就分镜头。现在我又带出一个徒弟，他也分镜头，这是一种艺术规律，因为这么多前辈，他已经衡量了又衡量，做出的东西，你凭什么打破。而且它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分镜头是你看完镜，看完戏，看完剧本以后在你的脑子里，用分镜头的方式又拍了一遍，你写完的。那么到现场以后，它离实质又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是具体具体再具体，你不要谈概念，就是具体化。概念一定在拍摄前的事情，进入拍摄就是具体化。
那么怎么叫具体，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东西，所以我到今天，保持着分镜头的这个习惯。他可不像电影，最多一千六百个镜头，我要分到八万、九万、十万个镜头，必须分。准确不准确单说，起码你在你脑子里，整个把这个剧本在脑子里拍了一遍。你能跑片子吗？你能在这个分镜头当中不修正自己吗？那么在文学本的一些台词，包括人物关系的一些维调，你能不调吗？都是好事。所以这几个师傅，王新民、陈家林、张绍林和黄健中，真的给我带来受益匪浅的东西。
何东：但是我也去过另一些电视剧组，真对付啊，我一个外人我都看不过去了。那么后面的做法我就知道了，他剪出来以后，大家就知道，有些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康洪雷：那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所以说，我走到今天以后，我觉得这一步一步的事就跟你说的似的，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它一定是一步一步而来。所以别人说，康洪雷真是厚积薄发，我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我自己知道自己是这么一回事，我真是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今天终于相信一句话，一切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你有准备了。
“说大实话，办大实事，得大实惠”
何东：有一个凤凰网友呢，问我，他提供的数据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他说康洪雷在影视圈里跌爬滚打20年，我不知道数据准不准，从副导演到导演他经过了12年。那么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说，如果让我奋斗的时间太长了，我就会在心里积累怨气，你这个过程里就没有这个东西吗？
康洪雷：我回答你这个，我特别有怨气，但是我会非常让我自己来消化它，化解它。我经常告诉你自己，因为你已经竖了一个标杆，就刚才说的，一不借钱，二不求人。然后你就把问题摆在自己跟前，你给画了自己一个大难题，然后就要迎接一切一切。那这种不顺心怎么办？我现在告诫我自己，我想不通的事情，我根本不想它，爱咋地咋地，我不管了，你突然发现，你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要不高兴的事情，我绝不在心里放一天，高兴的事情我一定故意把它放大若干天。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人绝不是跟社会，跟宇宙对抗的事情，我们人一定是跟我们自己战争的一生。你战胜你自己所有的东西，你一定是个快乐的，一定是个问题都能解决的人。
人家老人好多老话，成事在天，谋事在你我，那我们谋就得了，不在你，你得信这话。我就相信。所以我说咱们这些为什么讲，谁要这样，我就不给你干这事，我也不说这事，干什么，你就谋这事多好，多有意思，我们一起谈人物，找角度，找最好的景致，我们把美术师在这屋里设置的360度角度的只要有艺术加工的，我全给你收在镜头内。而且你在里面，把你那个梦，就是你想要内心世界，甚至有时候不可告人的东西，你放在作品中，把它体现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突然，或者是你特别向往的东西也放在里头，然后让观众承认了，那种安慰，我的天哪！最让你安慰的是，编剧说你拍得挺好的，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情，最高兴。
其次就是行业戏，拍解放军，解放军说拍得挺好，我拍京剧，人家说，老演员说，你拍得挺像我们的生活，你把我们拍得真的心里挺感谢你们的，人家可不是恭维呢，人家不恭维你，你凭什么啊，你是中央委员啊还是皇太子啊！这是我最大的欣慰。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我真是没有白干，我经常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很亢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大家认可了，那么你的世界观也好，你的人生观也好，你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积累碰撞，甚至曲折当中，你没有扭曲，没有怎么的。
所以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实惠的例子，八年之后我终于调进电视台。然后，我们分房子，人家办公室把我爱人叫去了，说你挑，你相信吗？你来挑，我不在，你挑。挑了二楼，给你了。然后我咔碴几天就升了国家二级导演，没三年我就升了国家一级导演。你说这世界不公平吗？难道说你那八年就是屈辱吗？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工资，也水涨船高，我是我们电视剧制作中心最年轻的导演，45了，最年轻的导演，最年轻的一级导演。我相信国家和领导都看着你呢，我就这么相信的。
何东：老天在看着你。
康洪雷：我不管什么，我相信他们在看着你呢。所以你半途而废了，也就废了。很多我同时代走出来的人，他们都没干这行，或者干了别的，或者干什么，我在这里面一直混了这么多年。我现在都有了。所以我就总结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大实话，办大实事，得大实惠。真是这样。
何东：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关心你这四年的没工资，就在你那四年，我是从东北回来，四年没有户口，在北京当黑人。也是没有钱。我知道这种滋味。
康洪雷：确实是，跟别人比没法比。确实没法比。但你不比，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比。我真不比。
何东：我也没比，我跟你不太一样的，就是，接着后面走过来的路，我跟你不是一行的，也差不多，就是什么跟头都转过了，但是有一定，我觉得这是天分。我建立了很多仇恨，包括现在，心里还有这个。就是说，对这种侵犯性，本能的这种抵触和那种过于强烈的自卫的那种。所以我一直，就是说，《士兵突击》以后，我看到了很多做影片，我说怎么没有人去研究他这个人。都在跟他谈这个《士兵突击》的这个。我对你过来的路很感兴趣。包括看电视据，我感觉到了，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能画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说，我还得往下走，那么我就想说，我怎么去化解这个。
你看你刚才讲一路，你也碰到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八年以后，我觉得天是真的公平的。
康洪雷：真的公平，真的公平。你能不相信吗？我始终说一句，我特别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对谁都是一样，就看你坚持不坚持。
“我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和展示心中的伤感和愤怒”
何东：《北京青年周刊》有一个我的学生叫李兰。他采访你，我问他，我说康洪雷好采访吗？说非常好采访。就是他不会怠慢任何跟他认真的人。那么他写了稿子以后，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跟康导谈《士兵突击》这个戏的时候，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愤怒。但是我听了他这个话呢，我不太相信，因为我看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兵突击》这个戏，还有《青衣》，我总体的感觉，就是看这两部戏的深层的东西，你好像是一个对身边，周围的人和事情都是非常温和，甚至一个很宽的人。事实上是这样吗？
康洪雷：我是后天努力在培养自己这样去做。我要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展示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激动的人。
何东：那你从小是一个对你身边的不良的东西，或者不好的现象感到特别容易愤怒的人吗？
康洪雷：那不容易。我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母亲，我在那个钥匙孔里，我看到我三个老师围着我母亲那一天，我母亲脸上特别红，说我的时候，我在那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让我母亲再这么来，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怎么才能不让她来，你必须得学习。可是那时候学习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学下去的事情。
然后我就，我记得我的老师，鼻孔特别大，穿一个白警服，就那时候警服是白色的，每天都干干净净，因为内蒙你知道，风很大的，他那个地方很干净，他特别吸引你，你就看他，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么干净。你就发现，他嘴里的好多东西进入你耳朵里了，现在注意力集中了，由于你看他的衣服，注意力集中了。所以好多东西进来，所以那时候鲁迅的很多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让我知道。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梳两个小辫子，我记得那个扎辫子的一个是黑的，两个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人家是个性，那时候叫美感，那个时候不懂，老觉得是早上起床她太着急，由于这样注意了，一元二次方程我知道了。后来人说，这孩子学好了，他很注意力听课，后来我回想，是什么吸引我呢，是讲课者的衣着和他的特质和特点，让我慢慢注意他。其实那时候你没开小差。于是一元二次方程明白了，鲁迅很多很多文章明白了。就这样的东西，是我慢慢走向一个，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路。
然后我到了艺校以后，只要一上音乐欣赏，我同学全跑了，上街玩的，我就想那么好听，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几个坐在教室里，老师讲，老师讲，这叫华彩乐段，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东方的商队和西方的一个兵队在交错而过的那个组曲，他讲的那么生动，我就听。我就发现音乐欣赏是一个真好真好的课，到今天都对我有一个帮助。你拍一个东西，用什么音乐，用什么音乐来支撑，你跟作曲家怎么谈。赵季平老师那时候给我做的《青衣》，包括《民工》，那个音乐的那个准确，我俩在机房里，老赵拍大腿，那个长度的那个准确，没拿尺子量，没拿标尺量，就那个默契，我觉得都得益于上学的时候你对音乐的那个喜欢，这个喜欢来自于老师的讲解的生动。我觉得这都是我向这面走的对的一方面。
那么然后对这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来克制，因为你不好，我说一件事，以前我一直不爱说这事。1983年，我刚刚到电视台，3月15日，第一年学雷锋，我就把郊区市委书记的儿子打得躺在地上，赔了一千五百块钱，83年一千五百块钱是多少钱。而且我还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们传达室的一个大爷，我很尊重这个大爷，然后这个人到我们这儿来打电话来，完了大爷说，你把电话拿起来，放下再拨，他就出言不逊，我正好路过看不惯，打起来了，然后就把人打坏了，赔了一千五百块钱。从那天以后，我觉得打架是一件特没意思的事情，打架是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从那以后真的很少再去打架。真的很少。在那之前没有人能劝得住我。
何东：有一个凤凰网友呢，问我，他提供的数据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他说康洪雷在影视圈里跌爬滚打20年，我不知道数据准不准，从副导演到导演他经过了12年。那么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说，如果让我奋斗的时间太长了，我就会在心里积累怨气，你这个过程里就没有这个东西吗？
康洪雷：我回答你这个，我特别有怨气，但是我会非常让我自己来消化它，化解它。我经常告诉你自己，因为你已经竖了一个标杆，就刚才说的，一不借钱，二不求人。然后你就把问题摆在自己跟前，你给画了自己一个大难题，然后就要迎接一切一切。那这种不顺心怎么办？我现在告诫我自己，我想不通的事情，我根本不想它，爱咋地咋地，我不管了，你突然发现，你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要不高兴的事情，我绝不在心里放一天，高兴的事情我一定故意把它放大若干天。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人绝不是跟社会，跟宇宙对抗的事情，我们人一定是跟我们自己战争的一生。你战胜你自己所有的东西，你一定是个快乐的，一定是个问题都能解决的人。
人家老人好多老话，成事在天，谋事在你我，那我们谋就得了，不在你，你得信这话。我就相信。所以我说咱们这些为什么讲，谁要这样，我就不给你干这事，我也不说这事，干什么，你就谋这事多好，多有意思，我们一起谈人物，找角度，找最好的景致，我们把美术师在这屋里设置的360度角度的只要有艺术加工的，我全给你收在镜头内。而且你在里面，把你那个梦，就是你想要内心世界，甚至有时候不可告人的东西，你放在作品中，把它体现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突然，或者是你特别向往的东西也放在里头，然后让观众承认了，那种安慰，我的天哪！最让你安慰的是，编剧说你拍得挺好的，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情，最高兴。
其次就是行业戏，拍解放军，解放军说拍得挺好，我拍京剧，人家说，老演员说，你拍得挺像我们的生活，你把我们拍得真的心里挺感谢你们的，人家可不是恭维呢，人家不恭维你，你凭什么啊，你是中央委员啊还是皇太子啊！这是我最大的欣慰。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我真是没有白干，我经常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很亢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大家认可了，那么你的世界观也好，你的人生观也好，你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积累碰撞，甚至曲折当中，你没有扭曲，没有怎么的。
所以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实惠的例子，八年之后我终于调进电视台。然后，我们分房子，人家办公室把我爱人叫去了，说你挑，你相信吗？你来挑，我不在，你挑。挑了二楼，给你了。然后我咔碴几天就升了国家二级导演，没三年我就升了国家一级导演。你说这世界不公平吗？难道说你那八年就是屈辱吗？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工资，也水涨船高，我是我们电视剧制作中心最年轻的导演，45了，最年轻的导演，最年轻的一级导演。我相信国家和领导都看着你呢，我就这么相信的。
何东：老天在看着你。
康洪雷：我不管什么，我相信他们在看着你呢。所以你半途而废了，也就废了。很多我同时代走出来的人，他们都没干这行，或者干了别的，或者干什么，我在这里面一直混了这么多年。我现在都有了。所以我就总结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大实话，办大实事，得大实惠。真是这样。
何东：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关心你这四年的没工资，就在你那四年，我是从东北回来，四年没有户口，在北京当黑人。也是没有钱。我知道这种滋味。
康洪雷：确实是，跟别人比没法比。确实没法比。但你不比，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比。我真不比。
何东：我也没比，我跟你不太一样的，就是，接着后面走过来的路，我跟你不是一行的，也差不多，就是什么跟头都转过了，但是有一定，我觉得这是天分。我建立了很多仇恨，包括现在，心里还有这个。就是说，对这种侵犯性，本能的这种抵触和那种过于强烈的自卫的那种。所以我一直，就是说，《士兵突击》以后，我看到了很多做影片，我说怎么没有人去研究他这个人。都在跟他谈这个《士兵突击》的这个。我对你过来的路很感兴趣。包括看电视据，我感觉到了，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能画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说，我还得往下走，那么我就想说，我怎么去化解这个。
你看你刚才讲一路，你也碰到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八年以后，我觉得天是真的公平的。
康洪雷：真的公平，真的公平。你能不相信吗？我始终说一句，我特别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对谁都是一样，就看你坚持不坚持。
“我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和展示心中的伤感和愤怒”
何东：《北京青年周刊》有一个我的学生叫李兰。他采访你，我问他，我说康洪雷好采访吗？说非常好采访。就是他不会怠慢任何跟他认真的人。那么他写了稿子以后，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跟康导谈《士兵突击》这个戏的时候，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愤怒。但是我听了他这个话呢，我不太相信，因为我看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兵突击》这个戏，还有《青衣》，我总体的感觉，就是看这两部戏的深层的东西，你好像是一个对身边，周围的人和事情都是非常温和，甚至一个很宽的人。事实上是这样吗？
康洪雷：我是后天努力在培养自己这样去做。我要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展示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激动的人。
何东：那你从小是一个对你身边的不良的东西，或者不好的现象感到特别容易愤怒的人吗？
康洪雷：那不容易。我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母亲，我在那个钥匙孔里，我看到我三个老师围着我母亲那一天，我母亲脸上特别红，说我的时候，我在那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让我母亲再这么来，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怎么才能不让她来，你必须得学习。可是那时候学习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学下去的事情。
然后我就，我记得我的老师，鼻孔特别大，穿一个白警服，就那时候警服是白色的，每天都干干净净，因为内蒙你知道，风很大的，他那个地方很干净，他特别吸引你，你就看他，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么干净。你就发现，他嘴里的好多东西进入你耳朵里了，现在注意力集中了，由于你看他的衣服，注意力集中了。所以好多东西进来，所以那时候鲁迅的很多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让我知道。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梳两个小辫子，我记得那个扎辫子的一个是黑的，两个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人家是个性，那时候叫美感，那个时候不懂，老觉得是早上起床她太着急，由于这样注意了，一元二次方程我知道了。后来人说，这孩子学好了，他很注意力听课，后来我回想，是什么吸引我呢，是讲课者的衣着和他的特质和特点，让我慢慢注意他。其实那时候你没开小差。于是一元二次方程明白了，鲁迅很多很多文章明白了。就这样的东西，是我慢慢走向一个，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路。
然后我到了艺校以后，只要一上音乐欣赏，我同学全跑了，上街玩的，我就想那么好听，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几个坐在教室里，老师讲，老师讲，这叫华彩乐段，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东方的商队和西方的一个兵队在交错而过的那个组曲，他讲的那么生动，我就听。我就发现音乐欣赏是一个真好真好的课，到今天都对我有一个帮助。你拍一个东西，用什么音乐，用什么音乐来支撑，你跟作曲家怎么谈。赵季平老师那时候给我做的《青衣》，包括《民工》，那个音乐的那个准确，我俩在机房里，老赵拍大腿，那个长度的那个准确，没拿尺子量，没拿标尺量，就那个默契，我觉得都得益于上学的时候你对音乐的那个喜欢，这个喜欢来自于老师的讲解的生动。我觉得这都是我向这面走的对的一方面。
那么然后对这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来克制，因为你不好，我说一件事，以前我一直不爱说这事。1983年，我刚刚到电视台，3月15日，第一年学雷锋，我就把郊区市委书记的儿子打得躺在地上，赔了一千五百块钱，83年一千五百块钱是多少钱。而且我还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们传达室的一个大爷，我很尊重这个大爷，然后这个人到我们这儿来打电话来，完了大爷说，你把电话拿起来，放下再拨，他就出言不逊，我正好路过看不惯，打起来了，然后就把人打坏了，赔了一千五百块钱。从那天以后，我觉得打架是一件特没意思的事情，打架是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从那以后真的很少再去打架。真的很少。在那之前没有人能劝得住我。
何东：你自己回头看过《青衣》那片头吗？
康洪雷：看过啊，看过啊。你记住我拍戏一定去想好片头片尾再去拍。
何东：当时有人跟我赞叹《青衣》那个片头，说那个导演对音乐肯定是拍到心里去了。不光是音乐，有韵味，那个袖子甩来甩去的那个。
康洪雷：这也是赵老师跟我说的，说你弄音乐一定要给我留出一个地儿来。我就明白了，我拍戏一定要有乐感，我到现场就用音乐，我还给摄影师唱，我给他唱，那个节奏怎么推，轨道，有时候我去推，他怎么能没有音乐感，回来以后，赵老师说，这就对了，我就可以给你放进去了。如果你不给作曲家留出这个地方，他怎么给你写。首先你在前期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乐感去像，尤其像《青衣》这样一定要带着充满韵律的东西，充满了精神层面的这个东西。《青衣》是我最难的一个戏，我的白胡子就在那部戏里长出来的。其实《青衣》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就想表现什么呢？中国的国粹，就这么一小搓人，甚至病态地爱着他，走到今天，其实就那么简单。
何东：那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很深地挖掘了像许三多，史今，老马那些人，包括五班的那几个所谓的二流子，每一个人。那么注意到这种人的导演呢，我总以为，他心里肯定有很深的，胸怀里有很深的悲悯的东西，就是悲天悯人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演艺圈的一些风气呢，包括一些作品，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英雄、权势、富人。那你这种悲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小？
康洪雷：我觉得是从小。
何东：甚至是一种天性。
康洪雷：我觉得是一种天性。我举个例子，我小时候还没上学呢，我们家蒸了一锅馒头，我端着这馒头就跑出去，我说大爷等等，我就把它放在大爷的兜里，那个大爷是个要饭的。我记得很小。然后我有一次求着我爸爸，我说能不能让那个大爷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我爸说没问题，我马上欢天喜地地跑出去，我说大爷，到我们家来吃饭行吗？那个大爷就来了，我记得是我姐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那个菜，他蹲在家门口的那个棱上，我坐那儿看着他，我觉得心里很舒服，他吃一口，看一眼我们家，我觉得他也应该很舒服。这个印象我很深很深，非常深。这是我的童年。
然后有一次，我和我妹妹在院子里，那时候还小，爸爸妈妈都上班，姐姐都不在，锁着我们，不知道谁家一只鸡就跑到我们院里来了，我和我妹就轰它，我也不知怎么地用笤帚一下把这个鸡就打晕了，于是我和我妹妹就跪在地上哭这只鸡，怎么活呀。我记得我们邻居张大爷说哭什么，我说怎么活呀，张大爷说，给我，我让他活，我就给他了。这都是童年给我的印象。我觉得我这种悲悯好像应该是先天的。
何东：我觉得，我后来才知道，也是岁数很大才知道，诚实，悲悯都是天赋。
康洪雷：我觉得是。
何东：尤其是对自己诚实。
康洪雷：我觉得是。
康洪雷：看过啊，看过啊。你记住我拍戏一定去想好片头片尾再去拍。
何东：当时有人跟我赞叹《青衣》那个片头，说那个导演对音乐肯定是拍到心里去了。不光是音乐，有韵味，那个袖子甩来甩去的那个。
康洪雷：这也是赵老师跟我说的，说你弄音乐一定要给我留出一个地儿来。我就明白了，我拍戏一定要有乐感，我到现场就用音乐，我还给摄影师唱，我给他唱，那个节奏怎么推，轨道，有时候我去推，他怎么能没有音乐感，回来以后，赵老师说，这就对了，我就可以给你放进去了。如果你不给作曲家留出这个地方，他怎么给你写。首先你在前期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乐感去像，尤其像《青衣》这样一定要带着充满韵律的东西，充满了精神层面的这个东西。《青衣》是我最难的一个戏，我的白胡子就在那部戏里长出来的。其实《青衣》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就想表现什么呢？中国的国粹，就这么一小搓人，甚至病态地爱着他，走到今天，其实就那么简单。
何东：那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很深地挖掘了像许三多，史今，老马那些人，包括五班的那几个所谓的二流子，每一个人。那么注意到这种人的导演呢，我总以为，他心里肯定有很深的，胸怀里有很深的悲悯的东西，就是悲天悯人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演艺圈的一些风气呢，包括一些作品，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英雄、权势、富人。那你这种悲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小？
康洪雷：我觉得是从小。
何东：甚至是一种天性。
康洪雷：我觉得是一种天性。我举个例子，我小时候还没上学呢，我们家蒸了一锅馒头，我端着这馒头就跑出去，我说大爷等等，我就把它放在大爷的兜里，那个大爷是个要饭的。我记得很小。然后我有一次求着我爸爸，我说能不能让那个大爷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我爸说没问题，我马上欢天喜地地跑出去，我说大爷，到我们家来吃饭行吗？那个大爷就来了，我记得是我姐给他盛了一大碗米饭，那个菜，他蹲在家门口的那个棱上，我坐那儿看着他，我觉得心里很舒服，他吃一口，看一眼我们家，我觉得他也应该很舒服。这个印象我很深很深，非常深。这是我的童年。
然后有一次，我和我妹妹在院子里，那时候还小，爸爸妈妈都上班，姐姐都不在，锁着我们，不知道谁家一只鸡就跑到我们院里来了，我和我妹就轰它，我也不知怎么地用笤帚一下把这个鸡就打晕了，于是我和我妹妹就跪在地上哭这只鸡，怎么活呀。我记得我们邻居张大爷说哭什么，我说怎么活呀，张大爷说，给我，我让他活，我就给他了。这都是童年给我的印象。我觉得我这种悲悯好像应该是先天的。
何东：我觉得，我后来才知道，也是岁数很大才知道，诚实，悲悯都是天赋。
康洪雷：我觉得是。
何东：尤其是对自己诚实。
康洪雷：我觉得是。
分享
评论
想第一时间抢沙发么？